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科研、资金、生源和就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客观上导致了大学追求“名次”、“顺序”的动力和压力。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了世界第一个大学排行榜，世界各国纷纷出现了类似的各种大学排名，形成了绵延至今的大学排名潮流。在此背景之下，最近几年中国大学排行榜也蓬勃兴起。

然而，与之相随的是大量关于大学排行榜的不满与争议，特别是诸多大学对其始终持有一种傲慢与抵触之态。表面上这些争议的焦点在于大学排行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实质上却隐含着大学与社会就各自的高等教育权利而进行的博弈。这一博弈的焦点就在于寻求大学自治与社会干预二者之间的平衡。

大学为何抵触排行榜？

对于现存的各种形式的大学排行榜，不论是国内高校，还是国外高校，都普遍地持有不同程度的质疑与抵触之态。在国内，每当有新的大学排行榜发布，都会激起众多大学的非议与指责。大学的这种傲慢之态，实质上是出于它们传统自治理念的固守。

“大学自治”历来是大学的核心理念与传统精神，其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至中世纪的大学。在大学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自治传统，形成了关于大学存在的一种理性主义理念。这种基于大学自治的理性主义十分强调大学要与社会保持一段有尊严的距离，认为在大学里，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要尽可能摆脱价值影响以求价值自由，其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

尽管在当今时代，大学明显地走出了社会的边缘区域，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中心结构。但是，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大学自治传统并没有因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而得以消失，反而在一次次的大学转型中得到延续。

在大学排行榜日益盛行的今天，大学再次以其特有的“傲慢”回应了社会对于它的干预，体现了它对自治传统的固守。在大学看来，以大学排行榜的形式对于各个大学的办学成就予以衡量和评价并不具备合理性与科学性，是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向大学内部的一种渗透，不利于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社会性力量为何偏爱排行榜？

与大学的抵制和傲慢不同，外在的社会性力量对于大学排行榜则普遍持一种较为欢迎的态度。例如：考生家长以各种大学排行榜作为其教育选择的依据，企业、政府等教育投资力量以排行榜作为其教育投资的依据等。实质上，这种欢迎与热衷的背后隐藏着社会力量对于高等教育干预的扩张。

在大学服务社会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现代性的无限膨胀，以至于形成了一种社会干预大学办学的功利主义思想。功利主义十分强调大学要融入社会，适应社会需要，与社会保持同步发展。各利益集团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采用各种方式介入大学事务，对大学的控制和干预越来越深，大学的独立地位受到了严峻挑战。

许多排名机构把目光盯在了通过发布排行榜、推出系列“产品”来“一夜成名”，以至于出现各种违背学术研究道德规范的行为，利用某些学校的虚荣心理，直接推广“用金钱换排名”业务，致使有的媒体惊呼“花钱买排名，大学将沉沦”。

与此同时，大学内部微弱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声音无法抵挡住各个强大利益集团的侵蚀，使大学在从事学术活动时缺失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浮躁的心态和过于功利化的价值追求则时有滋长。

在各种大学排名竞争中，甚至有个别大学不惜伪造数据，采取凭空想象的方法，自行打分、填数，热衷于自我炒作，以宣传攻势而非自身的公信度来“宣称”自己的权威地位。总之，大学排行榜一定程度上已然成为社会力量干预高等教育的工具，成为大学迎合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操作轻思想等社会倾向的推动性力量。

实现双方博弈的动态平衡

围绕大学排行榜产生的争议，实质上是大学与社会就各自权利主张而博弈的一种典型表现。大学出于其传统自治理念的固守，对于各种大学排行榜持有警惕与抵触之态；而社会性力量需要借助于大学排行榜的发布，引导与控制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实现社会干预的有力扩张。在笔者看来，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博弈，其理想的策略选择是通过博弈实现大学自治与社会干预某种形式的动态平衡。

对于大学排行榜，应该坚持一种更加平衡的认识。一方面，大学排行榜体现了社会的教育评价权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众的教育信息需求，是引导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社会的重要工具性力量。

另一方面，大学排行榜本身存在一些偏见，可能挑战大学的自治传统，胁迫大学作出过度迎合社会需求的办学调整，以至于酿成大学存在的本体性危机。因此，大学与社会围绕大学排行榜的博弈，其焦点应在于寻求大学自治与社会干预之间的相互平衡。在大学与社会之间，既要保持二者边界的客观存在，也要保证其边界的模糊性。

大学对于自治理念的固守应该得到社会的基本尊重和维护。大学自治理念的固守首先必须得到大学自身理念觉醒的支持，即大学对于其自治传统、学术自由等本体价值的重新认识，并进一步得以传承和发扬。

对于我国大学而言，如何从繁杂的社会干预中重新找回大学的传统价值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进步。相较于西方大学，我国的大学似乎更加热衷于大学排行榜的名次之争，由此反映出我国大学自治传统的薄弱与隐忧。当然，对于大学自治传统的维护，同样需要社会力量克制自身的干预扩张。

具体到大学排行，社会性力量应该摆脱各种偏执狭隘的教育评价观，特别是对于大学办学绩效的量化冲动。对于大学办学成就的评价，并非简单的量化指标就可以全面衡量的。如果一味地推行各种量化评价，很有可能形成各种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倾向对高等教育的压服，最终导致社会现代性对大学的完全吞噬，其后果是大学与社会之间边界的消失，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服务价值也会随之消失。因此，社会力量需要反思和改变现有的高等教育评价观念、评价方式，降低大学排行榜对大学办学的干扰和压力，以一种更为柔和、更为客观的形式来行使自身的教育评价权力。

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评价权力也应得到大学的承认和回应。尽管大学与社会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界限，但这种界限又应是较为模糊的。因为自威斯康星大学模式开创以来，大学校园的“围墙”就被拆除了，大学与社会的距离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而非实体层面。

大学评价既是社会干预大学办学的体现，同时也是大学服务社会的桥梁。因为社会对于大学的服务需求可以通过社会评价得以具体的特征说明。因此，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评价权力应该得到大学的承认和回应。这种权力既是社会作为教育投资主体的权力之一，也是大学服务社会的必然产物。

抛开大学排行榜本身所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大学应该勇于从各种社会排行评价中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明确其服务社会的方向，并具备敏锐的回应性。大学的繁荣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是否能够为不同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提供独特的、适宜的环境。这种灵活的务实精神并不意味着大学去追逐实利，而是要敢于正视人类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和现实问题，为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努力，引导现代社会走出工具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迷茫。

综上所述，围绕大学排行榜产生的争议反映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权利博弈，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处理大学自治与社会干预二者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当今时代，或许大学发展的真谛就在于与社会的博弈之中实现自治和干预的动态平衡。

(作者单位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部)